最近，中华书局重印了《学林漫录》第1—13集，而且在北京的图书订货会上得到青睐，许多学术界的读者也有重见老朋友之感。
《学林漫录》的初集是1980年的6月出版的，当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的硕士学位。翻开这本由钱钟书先生题写书名的新书，第一篇文章就是我的导师启功先生的《记齐白石先生轶事》，文章生动有趣，亲切感人，又寄寓了切实有用的治学和做人的道理。此外，启先生的21则《坚净居题跋》内容特别丰富，却又写得深入浅出，许多文字似是不经意从笔下流出，却又字字有据，真是最精炼的考据文章。初集中周振甫等先生的文章也都翔实多采，启思益智。总之，这不厚的一本书，令我百读不厌，爱不释手。这年8月，我为了撰写关于岑参边塞诗的硕士论文回新疆，到天山南北作了一次实地考察。回到北京后，写了一篇考辨“瀚海”的文章，心里没有把握，就呈请启先生批改。没想到启先生为了鼓励我，大大肯定了一番，并且马上将文章寄到中华书局，推荐给《学林漫录》发表。最近我才知道，当时启先生还专门给负责编《学林漫录》的傅璇琮先生写了信，介绍了我的情况。前不久书局搬家，傅先生找出此信让我复印留作纪念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我的这篇文章竟然又促成了我和中华书局的因缘，改变了我近20年的生活。
1981年5月，启先生又请傅先生来参加我的硕士论文答辩。这时启先生已有意要推荐我到中华书局去工作，只是他觉得时机未到，没有告诉我罢了。我1966年从师大毕业后，志愿到新疆工作，当了10年教师，已经把新疆当作我的第二故乡，因此硕士生毕业后，仍愿意回新疆去工作。老师们也都知道我的想法，有赞同的，也有希望我留校任教的，唯有启先生一直不表态。分配方案公布了，启先生马上告诉我，他要推荐我去中华书局工作。他对我说：“你的文章在《学林漫录》发表，毕业论文也请了中华的先生审读，我觉得你到中华去工作比较合适。”启先生还讲了“文革”中他在书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情形，并充满感情地说：“中华是我第二个家，我对中华是有感情的！”
1981年11月，我到了中华书局，被分配在文学编辑室工作。因为我已经在《学林漫录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，也帮助看过一些稿，而且几乎每集都登的启功师的《坚净居随笔》，都是我到师大去约稿，取来后先睹为快，做了第一个读者，所以《学林漫录》第11集的责任编辑就由我来担任。记得这集出版后，我到师大去送书，同时催下一篇稿子，启先生笑着对我说：“从前我问你要文章，现在是你来要稿子了！”当时，我正读《敦煌变文集》中的因缘类作品，就对启先生说：“大概这也算是一种因缘吧。”先生点头称是。那时，启先生给《学林漫录》的文章，几乎都要先给我读几段，告诉我为什么这样写，有时还把我的一丁点儿心得也添进去，写明是我所说。我从先生那里，学到的不仅是知识，更重要的是人品和治学的方法。遗憾的是，由于人力和图书征订上的问题，《学林漫录》出到第13集就“停刊”了，其时在1991年，该集印了1000册，只是第一集31000册的零头，由此也能看出书刊市场的变化。
近几年来，启功先生常常问起《学林漫录》还编不编，许多老读者和作者也经常深情地谈起他们对该书的感情。不用说，这饱含了对此书学术品位和风格的赞许，也表明了他们对书局的期盼。作为一个编辑，如果不能为读者编出他们所需要的书来，心底的惆怅也是很难言语的。如今，许多为《学林漫录》题写书名及写稿的前辈已经仙逝，也许他们已永远带走了那些本该刊登在《学林漫录》上的精彩文章，那本来是一些传世久远的宝贵的文化财富。现在，书局重印了《学林漫录》，继续编辑出版此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，作为一名和它有因缘的编辑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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